2023監管處罰9大趨勢|罰金超3.7億,“報行不一”開始受罰,“長牙帶刺”下這些關鍵人關鍵事成重點

2024-04-29 09:35:59 慧保天下 微信號

  注:本文原題《對2023年保險行業行政處罰的簡要分析及思考---提高行政處罰的前瞻性、精準性和實效性》,略有改動;作者王德明,法學博士,律師,注冊會計師(非執業),系中國保險學會法律專業委員會委員,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碩士實務導師,中國保險行業協會獨立董事人才庫備選人,蘭臺律師事務所高級顧問。

  編者按

  近期,各種有關罰款的離譜傳聞不斷,其中最吸引人眼球的一條莫過于,某地居民騎自行車因“無牌照”被罰……很多評論都認為這是該地方政府財政緊張的必然結果之一。

  無論是出于何種原因,不容忽視的是,“嚴監管”之下,近年來,保險業的罰單數量、罰款金額正呈走高之勢,而2023年,更是創下近三年的新高。而從各類罰單的數量及其占比來看,包括文件資料不真實、費用管理、人員管理在內的各類市場行為違規仍占絕大多數,接近整體的8成,與此同時,對行業健康發展破壞性最大的公司治理、關聯交易、償付能力、非標股權投資等違規事項,占比卻明顯偏低。

  針對這種情況,監管該如何“長牙帶刺”,該如何切實提升監管的“前瞻性”“精準性”“有效性”“協同性”?作者給出了自己的思考。他指出,應完善非現場監管系統,不再以數量考察工作,而是將更多監管資源投向真正的“問題”,即關鍵人、關鍵事。

  以下就是文章全部內容:

  行政處罰是“長牙帶刺、有棱有角”監管理念的重要體現方式。在當前嚴監管、防風險的背景下,監管處罰力度不斷加大,2023年度罰單數量再創新高。

  01

  2023年監管處罰創近三年新高,罰單總量2807張,罰款金額超3.7億元

  依據普華永道發布的《2023年度保險行業監管處罰與政策動態》,2023年,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、銀保監會及其派出機構共披露2807張罰單,罰單總額為37617萬元(上述罰單沒有包括對某金融科技公司的巨額罰單)。

  行政處罰涉及機構389家,其中中介機構238家,人壽險機構65家,財產險機構60家,其他26家。

  其中:財產險行業罰單1215張,罰款總金額19058萬元;人身險行業罰單1035張,罰款總金額11922萬元;中介機構罰單440張,罰款總金額3378萬元;其他罰單117張,罰款總金額3259萬元。

  罰單涉及的行政處罰種類包括:罰款及罰沒2722張,警告2170張,責令整改213張,禁止從事保險業務32張,停止接受新業務10張,撤銷任職資格6張、吊銷業務許可證6張。

  罰單數量和金額占比分析:

  處罰涉及問題的罰單數量占比:保險業務管理29%,文件資料不真實25%,費用管理14%,從業人員管理9%,許可證管理4%,合作機構4%,保險承保4%,內控管理3%,機構變更2%,資金管理2%;

  處罰涉及問題的罰單金額占比:文件資料不真實29%,保險展業29%,費用管理14%,從業人員管理6%,保險承保4%,合作機構4%,資金管理3%,保險理賠3%,監管檢查2%,內控管理2%。

  02

  2023年保險行業行政處罰顯示9大趨勢,個人罰款明顯上升,“報行不一”開始受罰

  總體來看,2023年行政處罰主要有以下特點:

  一是財產險行業罰單數量和處罰金額均高于人身險行業。從罰單數量和金額來看,財險行業都超過了人身險行業。實踐中,財產險行業的險種種類更為多樣,保險展業、理賠中內控問題更多,處罰種類主要包括編制或提供虛假的報告、文件資料,虛列費用,虛高中介業務套取費用、給予保險合同以外的利益等,這些都是財產險行業的老大難問題。

  二是處罰主要集中市場行為領域??傮w來看,處罰占比最高的是保險業務管理29%,文件資料不真實25%,費用管理14%,從業人員管理9%,占比達到了77%,基本都屬于市場行為領域,其他還包括一些內控管理問題,財險和人身險行業都涉及。還有部分處罰是未嚴格執行經批準或備案的條款費率,根源也在于手續費及傭金支付上。2023年度行政處罰中,對公司治理、關聯交易、償付能力等方面較少涉及。

  三是處罰對象以分支機構為主。目前主要的違規行為在市場行為方面,展業及費用管理、營銷人員管理的主體職責也在分支機構,因此處罰主體主要是分支機構。對總公司及總公司渠道人員的處罰有明顯上升的趨勢,但總體占比較少。

  四是對責任人的處罰措施主要是警告和罰款。從罰單數量來看,涉及罰款及罰沒2722張,警告2170張,占總量的90%以上;責令整改213張,其他的撤銷任職資格、暫停保險業務不超過10張,個別的吊銷業務資格主要在中介機構領域。

  五是以監管局處罰為主。在屬地化監管之后,絕大部分保險法人機構歸地方監管局監管,同時監管局還負責對轄區內的保險公司的分支機構進行監管。行政處罰以監管局為主,對象涉及法人機構和分支機構。從處罰案例及行業反饋來看,各監管局之間處罰尺度不統一,在采取的處罰措施、處罰金額等上面差異明細。

  同時,2023年度監管處罰也有幾個趨勢:

  一是對個人的罰款明顯上升。本年度內個人罰款累計6863萬元,占比超過20%,加上禁止進入保險行業、撤銷任職資格等對個人的處罰措施,雙發展進一步加強,呈現了加強追究個人責任的趨勢。

  二是四季度處罰升高。去年年中金融監管總局成立以來,強監管態勢加強,“長牙帶刺”要求下,監管處罰力度加大。

  三是人身險報行合一開始處罰。如最大的罰單是去年四季度某人身險地市級公司,罰款561萬元,問題包括通過業務展期方式銷售已經停售產品、通過后臺修改業務數據、意外險手續費率超過預定附加險費用率、養老金保險實際分紅分配方式和備案不一致、補充團體醫療協議收益率超合同約定等。11月對某財產險公司處罰518萬元,包括430萬元的公司罰款及88萬元的個人罰款,主要問題為未按照規定使用經批準或備案的條款費率、業務及管理費列支與實際使用不一致、理賠操作不符合準備金基礎數據有關規定等。

  四是大額的罰款處罰明顯加重。如2021年人身險公司年度單筆罰款金額之最為138萬元,處罰原因為項目子公司融資借款超過監管比例規定、保險資金違規用于繳納項目競拍保證金、關聯方長期占用保險資金。本年度的處罰金額最大的為581萬元,罰款金額大幅度上升。

  03

  提升監管“四性”,關鍵是要“抓大放小”,將更多監管資源投向公司治理、關聯交易等高風險領域

  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李云澤局長指出,金融本身就是經營風險的行業,關鍵是要有效管控風險,提高金融風險防控能力關鍵是提升“四性”,即“前瞻性”“精準性”“有效性”“協同性”。

  結合上述監管精神,就進一步有效發揮監管“長牙帶刺、有棱有角”的懲罰和威懾作用,更好發揮行政處罰的引導、威懾作用,促進行業切實提升風險防范能力,提出以下思考:

  加強現場監管檢查的前瞻性

  “前瞻性”就是做到對風險早識別、早預警、早暴露、早處置,下好先手棋,打好先手仗。對于行政處罰來說,可以通過構建風險導向的非現場監管體系,增強現場檢查工作前瞻性。

  一是完善非現場監管系統,打造“千里眼”“順風耳”。加快監管大數據平臺建設,不斷提升監管數字化、智能化水平。完善非現場監管系統,定量與定性分析相結合,全面覆蓋保險公司經營全流程和全環節,綜合反映保險公司風險狀況。定量方面,穿透計量各類資產的真實風險,反映償付能力真實情況;定性方面,結合公司治理、股東穩定性、經營戰略、高管人員、企業文化等方面,綜合判斷公司風險狀況。

  二是非現場監管“精確制導”,提高現場檢查效率。對于發現風險性苗頭問題的,及時開展現場檢查,提升非現場監管和現場監管的有效性。根據非現場監管評估結果確定現場檢查重點,向現場檢查部門提供非現場監管的相關數據資料。對發現風險苗頭的高風險公司,及時組織開展現場檢查,及時發現、處理風險問題。非現場監管與行政審批、現場檢查等監管手段形成有效銜接,與公司治理、償付能力、資金運用和消費者權益保護等重點監管領域實現合作互補,提高風險判斷的準確度。

  加強行政處罰的精準性

  “精準性”的關鍵就是把握實質風險,解決實際問題,因地制宜,分類施策,依據風險評估高低來合理配置監管檢查資源。

  一是對形成風險公司的成因進行深入的評估。從近年來風險公司案例來看,主要風險成因在于公司治理、關聯交易、償付能力、非標股權投資等領域,手續費違規等市場行為是當前保險行業處于價格競爭階段的產物,但通常不會形成系統性風險。

  二是根據風險評估情況合理配置檢查資源。不再單純強調檢查的數量、處罰的數量、金額等,通過全面的風險評估,對公司治理、償付能力、資金運用等高風險領域配備更多的監管資源,對一般的市場行為領域適當降低檢查的數量和頻率,適當減少市場行為處罰數量。

  加強行政處罰的有效性

  “有效性”就是堅持強監管嚴監管,進一步提升監管執法效能,尤其緊盯“關鍵事”“關鍵人”“關鍵行為”,嚴肅查處影響金融穩定、破壞市場秩序、造成重大風險的違法違規問題。

  一是加大對公司治理、償付能力等“關鍵事”的處罰力度。從近年來看,公司治理、股東股權、關聯交易、資金運用等方面違規頻發,且容易形成系統性風險,建議加大違規處罰力度,強化處罰效果。

  二是加大對造成風險的“關鍵人”的處罰問責。監管“長牙齒”,改變“輕觸式監管”,加大個人責任,讓處罰真正落實到責任人身上。對于造成重大風險的“關鍵人”、主要責任人或股東,可以適用取消任職資格、撤銷股東資格核準等處罰措施,強化監管處罰的責任追究力度。

  加強行政處罰的協同性

  逐步統一監管處罰標準。在屬地化監管之后,各地方監管局不但管分支機構也管法人機構,特別是縣直分局掛牌后,處罰尺度差異的問題可能更為突出。建議逐步制定統一的監管處罰指引,從定量與定性的角度,逐步統一各派出機構的處罰尺度,尤其是一些定性的監管檢查及處罰標準,能適當地予以指引。

  加大多種監管方式的綜合運用,最大限度地促進監管政策落地實施。如借鑒證監會公開窗口指導、公開質詢等做法,對于公司治理、股東股權等無法獲取足夠違法違規線索的風險點,通過信息公開、公開質詢等方式,運用輿論和社會監督,提高監管效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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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責任編輯:劉思嘉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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